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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二野打仗主要靠邓 邓小平回应:没刘 哪有邓

时间:2017-10-16 11:05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 点击:
邓小平的这番话,在庐山会议之后的一次会议上也讲过。当在会上说二野打仗主要靠邓时,邓小平说,不对,我只是个政治委员,没有刘、哪有邓?他们听了邓小平的话,如释重负,深

  邓小平的这番话,在庐山会议之后的一次会议上也讲过。当在会上说二野打仗主要靠邓时,邓小平说,不对,我只是个政治委员,没有刘、哪有邓?他们听了邓小平的话,如释重负,深为邓小平对待历史问题实事求是的态度与胸襟所折服。

  核心提示:邓小平的这番话,在庐山会议之后的一次会议上也讲过。当在会上说二野打仗主要靠邓时,邓小平说,不对,我只是个政治委员,没有刘、哪有邓?他们听了邓小平的话,如释重负,深为邓小平对待历史问题实事求是的态度与胸襟所折服。

  军委扩大会议后期,“温度”越来越高,过火的批评斗争越来越凶。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“教条主义的司令部”,军事学院被说成是“教条主义的大本营”。

  “反教条主义”以后,代理院长陈伯钧被调离军事学院,降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,并且继续挨不完的批判,作不完的检讨,身心受到严重打击,影响了他军事教育才能的充分发挥。随后钟期光也被免去军事学院政治委员职务,休息治病。不久,他前往苏联治疗,回国后把他要到北京,担任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,也是降了级。全军许多主管院校教育和训练工作的领导干部,被打成“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”而遭到批斗,有的甚至被诬为“反党宗派集团”而开除党籍,清除出军队,或遣送边疆劳动改造,致使一些好同志后来含冤死去。不少院校教授会、教研室领导干部和多年从事军事教育卓有成就的老教员,也被当作“传播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媒介”批判后而被调离院校,改行或转业处理。使我军在建国后刚刚起步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遭受重大挫折。这种挫折在随即当上国防部长的当权之后,更是恶性发展,在“突出政治”的冲击和“文革”浩劫的扫荡下,多数院校被砍,军事训练名存实亡,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基本停顿,造成了无法估量和不可挽回的损失。

  对这场运动的发动与总结,军委常务副主席、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责任是显而易见的。彭德怀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与军事家。他后来遭受的极不公正的待遇成为千古奇冤。他的整个一生是光辉而悲壮的。但在“反对教条主义”问题上,是令人遗憾的。本来,对彭德怀非常尊敬。他给军委和的定期综合报告,每次都要写明“请彭副主席转交”,从不越权办事。但彭德怀1957年春去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并结论为“教条主义相当严重”,既不符合事实,又是背着的一次严重政治打击,成为这场运动的直接理论根据之一。如此重大问题,事先事后均未与通气,急速报告,不料又被等人所利用,参与发动了“反对教条主义”的政治运动,开展了全军性的“两条建军路线”的斗争,迫使重病在身的进京检讨。这些做法显然是不妥的。

  1958年“反教条主义”的总结发言是彭德怀宣读的。他的这篇发言迎合当时“左”的思潮,把一些不赞成或抵制“批判地学习”苏军经验的思想,夸大为教条主义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,并进行了严厉批判。他当时不仅没有感到错误,而且认为讲的比较“有力量”。可是过了4年之后,1962年他被“罢官”在吴家花园给写那封长信(被称为《八》)的时候,他开始认识到这篇发言和对、萧克等人的批判是错了,是“言过其实”的,会后对萧克和训总一批干部的组织处理,“并非出于我的本意”。为此,他曾经嘱托他的侄儿彭起超,在有机会时一定要代他向萧克道歉。

  1959年1月19日,携眷从南京移居北京。离开南京的那一天,军事学院的许多领导干部到江边为老院长送行,并要送过江去,一直送到浦口火车站。

  渡船徐徐向对岸驶去了,而停留在东岸的人们久久不肯离去。他们远远地望着渡船,望着站立在渡船上的老院长的身影,默默无语。渐渐地,渐渐地,渡船看不见了,老院长的身影看不见了。

  为当年蒙冤戴上“教条主义”帽子的同志摘帽,也经历了比较复杂的过程。1980年初秋的一天,新上任的总长、副总长杨勇、张震来到邓小平的家,就总参的工作向邓小平汇报,并专门询问了“反教条主义”问题,请示如何处理这件事。因为当年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正是担任总书记的邓小平,他们都有些为难。邓小平听后当即说:“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。”他坦然地回忆说:“当年我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,那是毛主席指定的,我不好推辞,但是在反教条主义过程中,我保护了刘帅。我曾对毛主席说,你不是说二野能打仗吗?没有司令员,哪有我这个政治委员,打仗主要靠司令员。”邓小平的这番话,在庐山会议之后的一次会议上也讲过。当在会上说二野打仗主要靠邓时,邓小平说,不对,我只是个政治委员,没有刘、哪有邓?他们听了邓小平的话,如释重负,深为邓小平对待历史问题实事求是的态度与胸襟所折服。为在反教条主义风波中受到错误对待的将帅恢复名誉,终于排上了的议事日程。

  1986年10月7日,久病辞世。邓小平至为悲痛,于10月21日写下了《悼伯承》一文。他在文中再次谈到了“反教条主义”问题:“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,那是不公正的。完全可以说,伯承是我军现代化、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。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,永远值得我们珍视。”

  10月16日,在追悼会上,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对反教条主义作了彻底否定,明确指出:“1958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”。历史终于做出了公正的评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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